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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澳洲新运8规律》_“细腻革命”:延安时期通讯员运动的动员技术时间:2019-08-24 10:50 浏览次数:

通讯员工作的意义还超出了新闻专业的畛域,党中央为其赋予“文化革命”的崇高意义,界定为劳动人民的“翻心”解放,旨在创造一种数千年未有的文化格局。《解放日报》副刊部编辑陈企霞,曾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晓畅的文字写道:“一切文化都是劳动的成果,但在旧社会剥削制度下,劳动人民反而被摒弃在文化‘堂奥’之外,提倡工农通讯写作的本质意义,是使劳动人民夺回丧失已久的权利,成为‘自己所创的劳动成果——文化’的主人,唯有如此方能达成社会生活的真正的合理和普遍的幸福。”[3]陈企霞的论述实际上是延安时期关于通讯员运动的标准阐释,例如1943年3月《解放日报》开设“大众习作”专栏,编辑部在解释栏目宗旨时说,工农通讯写作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,旧社会使工农阶级长期陷于文盲和无知的不合理状态,因此工农分子热情地学习文化、执笔写作,正是一种文化领域的革命。[4]

如何使这样的宏伟理念真切地付诸实践,是一个关键问题。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“翻身”革命相似,党组织对文化领域的“翻心”革命同样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。实际上,超强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,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及其典型实践形态——群众运动,向来持续吸引着海内外众多的学术关注。① 近年来,该领域出现一种研究视角的转换,即从过去偏重宏观政策的梳理,转向微观实践的分析,例如李里峰深描了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物质激励、宣传口号、情绪调动、典型示范等动员策略——所谓的“权力技术”[5],周海燕分析了大生产运动中“完整的政治动员过程”的四个步骤:议题提出、议题传达、劳动竞赛与典型生产。[6]这样的政治社会学微观分析视角,有助于揭示具体的政治运作情况,加深对于中国革命复杂性的理解。

延安时期的通讯员运动,具备群众运动的诸般特征,不过在既往研究中类似的微观分析尚不多见。② 本文尝试借鉴上述研究视角,对通讯员运动的动员技术进行初步的描述和分析。需要说明的是,延安时期通讯员运动的目标指向“使党报通讯工作变成相当的群众运动”[7],但鉴于边区文化教育的实际水平,一般农民显然难以在短时间内达到写稿的程度,因而在实施运作中更侧重基层工农干部。中宣部1943年底曾作出解释:“新闻通讯工作者及一般文学工作者的主要精力,即应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,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,使成为一种群众运动……在陕甘宁边区工农(首先是工农干部、八路军和工厂工人)的学习条件较好,更应以大力有系统地进行之。”[8]虽然仍属于群众运动的范畴,但“动员客体”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策略技术的选择。③

二、宣传教化:消解新闻的专业壁垒

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大特色,这既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对社会意识、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阐扬,又关乎阶级意识、先锋队使命等宏大议题。在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中,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重要政治优势,被认为是“生命线”,形成了一整套内容丰赡的理论、方法与制度。[9]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见诸党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活动,延安时期的通讯员运动也不例外,鉴于运动的特殊性——发动长久以来被拒斥在文化堂奥之外的工农分子,普遍地投身新闻通讯写作,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几乎是破天荒之举,因此,解放思想、扫除成见积习无疑是关键一步。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决定了思想动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延安时期通讯员运动中,不仅在早期发动阶段强调思想工作,而且贯穿始终,从未稍有停息,其中特别彰显了报纸的宣传教化功能。

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是延安时期一组常见的概念范畴,同时也是一对重要的社会关系。通讯员运动旨在打破知识分子对新闻活动的垄断,发动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分子参与其中,从运动过程中大量的思想检讨来看,工农群众对通讯工作的认识主要受制于根深蒂固的“专业化”思路,以及由此带来的畏难情绪和患得患失的心理负担。

新闻的专业化操作,不仅是改版前《解放日报》的办报方针,同时在一般干部群众眼中也属天经地义。这种观点一方面认为新闻写作是记者与知识分子的特权,即便在党中央发出工农写作的号召之后,很多工农干部仍觉得“不要去出这个洋相,让文化人去做,我们看一看就是了”[10]。作家洪流曾撰文推荐几篇工农通讯员的稿件,在引言中批评了当时流行的陈旧观念,即认为新闻写作“极其奥妙,深不可测,除了少数职业记者,便不能轻易下笔”[11]。另一方面,专业化思路还体现在党政干部的工作态度上,将新闻通讯看作报社和宣传部门的分内之事,交由专家去打理,其他人“只要工作就对了,写稿不是我的事”[12]。更有甚者,一些干部还认为通讯工作是“吹打”“图名誉”的浮夸之举,乃至对积极写稿的同事出言讥讽,“多做一些实际工作,何必吹打”[13]。